我为什么说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2012-09-08 19:48:28   来源:   评论:0 点击:

我为什么说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廖保平  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史学界多有分歧,传统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什么革命呢?说法就比较多...
我为什么说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
 

廖保平 

 

  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史学界多有分歧,传统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什么革命呢?说法就比较多了,有说种族革命的,有说政治革命的,有说全民革命的,有说共和革命的,等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学者$2先生的观点和大陆学者$2先生的观点。

  $2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它用“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在此简述如下(《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

  一、研究辛亥革命的性质究竟为何时,必须要对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究竟有多少比例?辛亥革命是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又有多少资产阶级参加了辛亥革命等问题,先要做正确的厘清。二、法国社会学家贝吉瑞认为,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当时,即使有资产阶级,人数也很有限,而且不具有同质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三、历史学家玛丽·赖特认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之初,经济的发展渐形重要,但并不能以此论断辛亥革命就是资本主义革命,辛亥革命中,即使有资产阶级参加,也只是“辅助性”的角色。四、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五、一些史学家关$2先生社会主义取向的革命家定位,也说明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的中国社会或经济中,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六、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这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2先生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由共和知识分子领导的共和革命,理由可以归结为这么几点(《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

  一、当时这一阶级为数不多,经济力量薄弱,对政治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领导像辛亥革命这样具有广阔规模的全国性革命呢?二、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一般反对革命,主$2君主立宪,求稳怕乱,是立宪法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三,这是我们习惯于简单以经济地位来划分政治派别,或者简单地以经济地位来说明政治态度的结果。四、那些学堂学生、留学生组成的共和知识分子不能被看作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思想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判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并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五、孙中山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想最大可能地发展国有和公有经济,同时,限制和节制私人资本主义。

  说实话,我很赞同两位学者的一些观点看法:

  一、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很微弱,不足以成为革命的主力。据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从1872年到1911年间,中国资本(包括早期的官办、官督商办)设立的矿冶、机器、纺织、食品和其他工业、厂矿,共521家。在近40年的时间,才发展了500多家近代企业,这几百家企业有多少资产阶级呢?这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来说,不足挂齿。

  实事求是地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绝对的农业社会,绝对的农业大国。虽然历经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政府大力鼓励民间办企业,鼓励民间资本发展,亦即所谓的民族资本发展。但有数据显示,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中,农业占到66.79%,“中国的农业虽然发生了细枝末节的变化,某些部分的规模或质量方面有了改变,但它的技术与组织,1911年与1870年相去不远(甚至进入20世纪30年代,它基本上仍保持不变)。”

  此外,农业耕作十分落后,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一大片的地产,然后雇佣农业劳动力来耕种,形成所谓的资本式商业耕作和“农业资本家”。农业的投资回报也很低,在扣除沉重的赋税和其他费用后,所剩无几,只是商业或放债回收率10%—20%的一半。这样的低回报率不足以引起资本的兴趣,进而形成土地的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

  再有,当时的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极低,以及农村信用机构不足,也限制了土地规模化经营,从而把人口赶出去从事工商业。低效的农业耗费大量的劳动力,而产出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者自己消耗掉。这样,无从为工业提供足够充分的工业原料。“因此,广泛工业化的直接可能或农业发展的直接可能,都被农业部门的无能紧紧地束缚住了。”

  这些来自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论述表明,一个农业社会、一个农业大国,不可能产生大量的资产阶级,这已经从生产关系上被严格限制了。

  如果我们把历史再退回去一步,晚清立宪运动应该更能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因为资产阶级是求稳怕乱的。之所以有辛亥革命的暴发,以及立宪派参加进革命中来,乃是因为清政府在立宪运动中的离心离德行为,令立宪派失望了,转而同情和支持革命。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查立宪派的身份来反观晚清之际,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状况,尤其是看他们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几何。很可惜,影响非常之小。据$2先生《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 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一书介绍,当时咨议局议员出身有五大特色:一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二是议员中不乏受过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三是其中颇多曾任政府职官者;四是多出身富有之家;五是大多数是43岁上下的中年人。$2先生的统计可以看出,其中绅士阶级占了89.13%,比例非常高。对资政院民选、钦选议员的出身背景的统计发现,仍以具有功名的绅士为多数,上层绅士占的比例高达57.1%。

  此所谓的“出身富有之家”就是资产阶级吗?不然,据统计资料显示,以5000元资产资格当选的议员,仅陕西得7人、山东得1人,贵州得1人。这里所说的富有之家,多数是有功名的绅士,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功名与财富结为一体,有功名大多有财富。我们说他们是有产阶级,却不好说他们是资产阶级。

  士绅主导议会,成为当权派是历史之必然。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废除了,但士绅阶级一直是这个社会的主导阶层,据统计,当时全国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是社会的精英分子。这些士绅一旦不能进入职官序列,必然谋求别的出路,当议会这样的议政形式出现时,一向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绅当仁不让地参与进来,而且他们眼界开阔,不少人接受过新式教育,以救国图存为己任,又有经济能力又有参政能力。加之士绅原先已有组织,更易于操纵选举,进入议会。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立宪派的主力是士绅阶级,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并没有占有较多席位,不足以影响政治走向,只能扮演“辅助性”角色。那么,立宪失败,革命紧接着兴起,如此短时之内,莫非资产阶级如同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下就领导和主导起革命来了?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那么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是不是攻占了国会呢?没有。根据统计,民初参、众两院841个议员(被称为“八百罗汉”),多是一些半旧半新的转型政客,基本上被前清议员、官吏、教育界三类人员所盘据。其中,37.27%的人是前清咨议局、资政院的议员出身,这些如前所说,绝大部分是士绅阶层。有政府经验的官吏占30.25%,居第二位。教育界占第三位,有人说这是因为政府里能容纳的官员数量有限,不能立即获得官职的,只好暂时栖身教育界的缘故。革命出身的在议会中占的席位占有56人(11.29%)。虽然革命胜利了,也看不到资产阶级雄据国会,主导政治的局面。单从此一点而言,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太过牵强。

  二、辛亥革命确实是一群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更具体一点讲,是一群“海归”领导的。由于清政府废止科举,终止了读书人的功名之路,一部分读书人被赶进新式进学堂,或是走向留学之路,接受先进的政治思想,从原来对旧体制的依附关系变成为与旧体制的对立关系,成为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的重要力量。而这些知识分子领导的这一场革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呢?或许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革命有两大任务,一是“驱逐除鞑虏,恢复中华”,一个是“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者是民族革命的主要内容,后者是政治革命的主要内容,两者综合,辛亥革命就是一场民族革命加政治革命的革命,且两者可以互为因果。“驱逐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为了“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为了“驱逐除鞑虏,恢复中华”。

  如果把这场革命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考量,即中国面临着社会转型,融入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而言,辛亥革命就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小浪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政治上的现代化革命,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是要推翻帝制王朝,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当我们把辛亥革命界定在这样一种位置上,我们才会发现,既符合大的历史轨迹,也符合小的历史细节。就大的历史轨迹而言,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面临着西方列强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侵略,不断丧失独立和主权,面临着一个不断学习西方,完成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任务。可是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一场巨大的民族危机,并将中国逼到了难以自强、自立、自存,甚至亡国灭种的境地。中国人在这场转型过程中,思考着如何救亡图存,并经历着由器物到经济,由经济到政治,再由政治到文化等全方位的救亡实验。因此,不管出不出现资产阶级,有没有资产阶级来领导,都必须进行实验,都会有一个群体会站出来领导。

辛亥革命就是一系列救亡图存的部分,是救亡图存在政治上的努力。实际上,救亡图存在政治上的努力包括戊戌变法、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故而存在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党两大派系,他们目标虽有出入,一个是要建立君主立宪,一个是要建立共和政体,但总体而言,都是要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戊戌变法失败、清末立宪未竟而辛亥革命兴,只能说,满清成了阻碍这一进程的阻力,失望的民众选择了以暴力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辛亥革命明明就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环节——政治转型,却硬是被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莫非说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吻合这一转型?是不是辛亥革命被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才具有先进性?革命成功后是否真的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辛亥革命被传统地认定为失败了,那么,是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还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话,才配得上社会转型?遍阅诸史,发现没有人给出回答。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一群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了革命,并得到了立宪派的配合,完成了一次政权的更迭,并实验了一次民主共和。

  三、革命党的革命目标,与其说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如说是不利于资产阶级。试看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者是以排满为革命号召,与资产阶级何干?后者中的“创立民国”或可有益于资产阶级,但“平均地权”简直是要资产阶级的命。

  按孙中山的想法,革命之后,杜绝土地私有,节制资本,必使地主绝迹,必废私有营利之弊。是的,这样一来,地主虽然绝迹了,私有营利也被废除,估计资本家也绝迹了。所以,更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梁启超认为这一政策相当不妥,他说,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分配不像西方那样贫富悬殊,相对平均,在这个时候,“策中国今日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只有引进外资和机器,薄租薄庸,才能让社会财富休养生息,日渐富裕。

  按照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将土收归国有,简直就是自成资本家了,而将租税的国民当成了劳动者,国家扮演好老板的角色,将利润都用于做国民的福利。这理想好是好,但哪里是资产阶级所渴望的自由竞争?这哪还有自由市场之存在?再说,单靠土地税如何支撑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运转?孙中山的想法也太单纯幼稚了。国家税收必须靠丰富的税源,而发展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开发税源,企业发展了,才会对土地有更大需求,推动地价上涨,扩大地税收入。企业发展了,才有资本家,才有资产阶级的壮大。革命党的搞法简直就是把资本家往死里搞,我们的一些学者却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很难解释得过去。

  鄙人不惮猜度,有些学者之所以把辛亥革命界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固然是从历史中找到了一些有利的事实为依据,然后证明辛亥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其实主要是走入了历史研究的误区,习惯了“以政治分析代替历史论证的学风”,以致形成一种“政史不分”的历史研究流弊。本来,历史学者的任务,是阐明历史事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但我们的很多历史学者喜欢用马克思主义来解读历史,指导历史学习,很容易就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公式、概念去图解历史,如此削足适履,得出的结论可想而知。

  对辛亥革命也是如此,这些学者就是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为解释工具,以此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方式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从历史过程中抽象出若干具有原理性的政治判断,进行历史概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词汇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等等,大都是这种研究方式的结论。

这种研究方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历史必由论来论断人类社会的复杂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历史必然性,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必由之路。按照这个理论,属于封建社会范畴的满清王朝被推翻,就理所当然地是资产阶级所为,也理所当然地要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假如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就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软弱性,导致革命没有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把辛亥革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深层原因。是深受马克思唯物历史观影响的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图解出来的结果。

  然而,西方同样是大师级的学者卡尔波普对历史主义有充分的批判,认为社会没有必由之路,并认为必由之路会成为专制的来源,因为你认为人人都必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就是错误的,不是一条路人,就要受到敌对。因此,所谓的必由之路是不存在的,都是强迫而来的,不强迫,就无所谓必由之路。确实,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居然还存在原始部落,也就是说,一个国之中兼容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尊重而不是消灭原始部落人对原始社会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形成共生共存,和谐相处,这恐怕是马克思所未曾想到的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式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阶级分析法,喜欢给人划阶级、定成分,扣帽子,喜欢以人的出身、经济、地位来判断其阶级成分,进而判断其在社会或革命中的行为、立场和作用。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人也不那么简单的,人是复杂的,人都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人,完全可以做出与其出身、成分、地位、阶级不相符的行为选择,这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而不是简单合并同类项。我们现在知道,领导辛亥革命的主要是“海归”知识分子,如果说他们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他们中有几个是资产阶级?

  历史事实是既存的,关键是怎么看,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历史,而且历史也可以有多种分析视角,也应该允许人们用不同的理论、视角,甚至态度来看待历史。如此,问题就出来了,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辛亥革命,得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换一种理论就不一定如此,譬如社会心理学家何佛尔说,富有者恐惧社会有激烈的变动,他们是不希望有革命有,因此辛亥革命就可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大资本家张骞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就很厌恶革命,并主张以立宪来消除革命;“二次革命”时,众多的资产阶级站在了袁世凯这一边,支持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也主要是反对革命暴力造成社会动乱,对他们利益的损害,这都是有力的证据。

  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分析历史,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用其他理论,应该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之所以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我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由论和阶级分析法,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像唐德刚那样的讲故事式的历史叙述模式,在俏皮的话语中渗透人生的感悟和对现实的体察,而不是用一套理论是图解历史。当然,这样的境界非一般人可及,我承认我可能也没有跳出“以政治分析代替历史论证”的巢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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